在中国文化里，这就是鬼的观念。
对人来讲，微言大义因人而异，涵义极为不同。但他颇具解构儒家德性规则的主张，实际上发挥出瓦解传统儒家的作用。
西方的外在超越，是对存在、或者说相对于主体的人的外化存在之超越指陈。天人三策凸显的天不变，道亦不变，强调的人法天而治，最后落实在政体选择上的汉家自有制度，霸王道杂之，都可以从董仲舒的进言中引导出来。后儒一般都没这个胆量，因此也就偃旗息鼓，放弃了外在超越思路。如果当年董仲舒在太学生为他下跪求情之际，高明地组织太学生反抗集团，尽管会付出沉重代价，但也可能就此催生一个以权制权的机制。比如董仲舒搞神道设教的东西，就是儒家的一次挣扎，对此应当重新评价。
这真正是政教合一了，权力就是真理：权力可以教训一个哲学家怎么搞哲学，可以教训一个科学家怎么搞科学。分析周公这些活动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周朝的神圣界的结构是从商朝继承下来的，就是：存在着一个上帝，也称为天，那是一个至上神、唯一者。但感知同样是内在的东西。
儒学的宗教化转变，可能是通道之一。正因为无法两全其美，所以只能分道而行，各擅胜场。但他颇具解构儒家德性规则的主张，实际上发挥出瓦解传统儒家的作用。但另一方面也确如黄玉顺教授指出的那样，在将儒家精神特质定义为内在超越（immanent transcendence）的同时，将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，尤其是出现认识论转向之后的西方哲学基本特征，也定义为内在超越，这可能揭示出西方哲学和儒家思想趋同的一个面相。
可以承认，儒家从来没有甘心情愿地屈从于权力，自然也没有成功建立限权机制。但是，他们却是世俗权力的臣属，要听命于世俗权力。
再比如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，其实就是世俗权力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占领神圣界：开科意味着通过学制、学科、教材等，让世俗权力决定神圣话语。对人来讲，微言大义因人而异，涵义极为不同。进一步，康德试图整合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派，但他的哲学也是内在超越这个路数。我最初思考这个问题，是对现实问题的思考，而引出我对儒学的反思。
中国当下的裙带性腐败尤其证明了这一点。董仲舒在与汉武帝对策的时候，可以说是具有决策介入能力的。这是一种对中国现代转变处境误判的附带产物。虽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，似乎蕴含着运思的自我的先在性和内在性，但这个在，其实还是个对象化的在。
这两个超越体系，都设定了一个不同于物质世界或人的世界的非物质（理念）世界或神圣世界。唯其如此，儒家才会走上内在超越的抗拒之路，历史上儒家通常不会认为任何一个皇帝是圣人。
其实荀学也不是直接规划政治生活的进路。诉诸个人，才会敞开法治通途。
面对传统儒家，忽略了董仲舒进路，就会彻底忽略约束政治与权力的进路。后儒一般都没这个胆量，因此也就偃旗息鼓，放弃了外在超越思路。但这就让中西思想差异之辩的核心命题即内在超越，失去了界定中国传统思想、尤其是儒家思想特质的理由。之所以有理由认为董仲舒的极端重要，不是像蒋庆那样重视他的公羊政治判准，而在于他对天人关系的重新处理：他开辟了一个人上有天、天高于人、人法天而治的政治进路。当然，东亚的情况比较特殊一些，比如韩国，社会转型以后，最大的宗教是基督教。其中除封建贵族外，最重要的是两方，一方是代表世俗权力的王权，一方是代表神圣世界的教会的权力。
一个典型现象：宋明理学的兴起，恰恰是在帝国后期加强皇权专制的时候。理念是完满，事物是摹本。
我就想到：宋明理学的特征是什么？是内在超越，而且是最精致的内在超越。对西方国家来讲，挣脱家庭束缚的个人、以及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民主与法治，也是现代才真正系统建构起来的社会机制。
否则，神圣界对世俗权力的制约就会落空。这让儒家可以走出仁人自认、天命自领、罪责自疚的尴尬，而凸显一个政治行为是否允当的外部标准。
后者都不在我们人的内部，而在人的外部。当然，其结果是失败的，皇权专制的趋势是在加强。余的分析，在近期出版的《论天人之际》中有明白晓畅的论道。究其原因，就是这个神圣界的代言人不过是世俗权力的臣属。
牟的分析，在《中国哲学的特质》一书中有简明扼要的表述。两者分别设定了先天善性与王道政治的超然性原则。
无疑，儒家要实现上述三个突破，将对儒家的传统结构发生颠覆性的重构。按他的批判哲学，一切都要接受理性的批判。
至于神人关联建构，由于西周的绝地天通，已经将中国文化走向神人关联结构的这一路径完全阻断了。由于他们的各种讲法，都是参照着讲的产物，因此跳不出现代西方的如来佛手掌。
如果我们把神人、物我、人己，都收摄于人的内心，那就无所谓超越了。首先，儒学需要在解释中国文明史演进时，将儒学中丰富的、重视个人的思想遗产甄别出来。换言之，无论一个人参照着讲讲成什么样，都不会改变儒家没有原创现代、且已经遭遇三种完备性学说败绩的历史记录。再次，需要确立儒家的法治精神。
祖先神在上帝身边，能递上话。就欧洲的情况看，最早的政治现代化形态是宪政共和，这一点在英国表现得最充分。
甚至广而言之，康德重视的内心的道德律，理性范围内的宗教，也有内在超越的意味。这里的政治介入，当然是指对政治权力的直接掌控或显著影响，其不同于现代政治中知识群体对国家权力的批评性介入、旋转门制度下的身份转换。
这或许是儒家心学的内在超越对于未来的意义所在。简单讲，创制一种宗教，需要创教者为之受难，或者付出生命代价（如耶稣上十字架）、或者付出荣华富贵的代价（如释迦牟尼放弃世间权力）、或者付出人生磨难的代价（如穆罕默德年轻时的遭遇），非此不足以彻底超越俗世、创建宗教。
